技术革命与“世界大脑”：电话如何重塑一个时代

作者：James Gleick 来源：a16z Frontier 翻译：善欧巴，金色财经

编者按：电话刚问世时，人们对它有什么用有过许多设想。它本可以是一种更好的电报，一种播送音乐会的方式，或者一条新的八卦渠道。它真正会变成什么，则要过很久才弄清楚。

在新书《电话：一部新历史》中，詹姆斯·格雷克——著有《混沌：开创一门新科学》，以及牛顿、费曼两位博学者的传记——回到那个如今我们视为理所当然、当时却仍是开放问题的年代。发明者有自己的计划，使用者另有打算。经出版方许可，我们分享一段摘自这本新书的节选，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一再回到：当一项新技术能用了，人们会拿它做什么？

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事后被看作第二次工业革命。有些历史学家走得更远：瓦茨拉夫·斯米尔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技术断裂，一场无可比拟的分水岭，“现代世界由此诞生的时刻”。工业组织的规模与复杂度，随同发明与知识的激增一起膨胀。尽管斯米尔等人承认，这种对时代的划分必然任意而临时——是为了组织学者叙事而做的简化——他们仍认为1880年代与90年代是跨过了一道门槛。

第一次工业革命由机器驱动：蒸汽动力、燃煤，重塑了经济。机械化制造、农业与运输彼此强化。革命始于英国，向外扩散到欧洲大陆，再越过大洋。工厂不仅把纺织、化工与新消费品的生产系统化，也让资本的力量成倍放大。人口增长，财富也随之增长。

第二次工业革命由电催生：电力、电灯，以及最重要的电通信。信息得以在远距离间快速交换，标准化、可互换零件与大规模生产由此成为可能。通信催生了网络这一概念，以及它所带来的一切。企业得以扩张与铺开，现代公司由此诞生。若没有电话带来的即时对话，庞大企业不可能在各国不同地点雇用成千上万人。全球化——一个好坏含义兼具的现代术语——从这里开始。

历史学家是在事后才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命名的，不过诗人们很快看到了身边的变化，并为之哀叹。威廉·布莱克警告过“黑暗的撒旦磨坊”和“心灵锻造的镣铐”。烟囱污染自然，机械抽干人的精神。“这世界与我们纠缠太深……/ 我们不停地获取与花费，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威廉·华兹华斯抱怨道。相比之下，电所带来的变化在发生当时就被人看得清清楚楚，而且通常受到赞颂。它们带来奇观与魔力。它们牵涉各种小玩意。

于是，那些刚刚意识到机器时代的人，很快就认出并命名了电的时代。小帕克·本杰明曾在《科学美国人》见证爱迪生首次演示留声机，1886年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就叫《电的时代》，副标题是《从琥珀之灵到电话》。本杰明提出了一个悖论：我们“四面都被它的奇迹包围”，可这些奇迹在走向寻常的路上已经让人觉得熟悉。[1] 他把电比作阿拉丁的神灯精灵，一个仆人和许愿的执行者。它是藏在物质中的精灵，等候我们的差遣：“如果阿拉丁的精灵能把他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我们的精灵难道不能为我们做同样的事？还能做多得多，因为它能传递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说出口的话，也许有一天还有我们的面孔。”

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自视为懂技术、见世面的一群人。一个接一个的奇迹——电话、留声机、电灯，接连出现——制造出一种进步在加速、社会正冲向一个不确定却令人兴奋的未来的感觉。每一项发明都放大了此前发明的影响。一位参观爱迪生门洛帕克实验室的人看到了“空中传声器”，设计用来“从灯塔、从海上船只”喊话，音量相当于“两百五十”个人；还有电笔，用于绘图和手写复制；电剪刀、电绣机；以及活动电影放映机，“通过它可以看到留声机般的声音在移动、在说话”。电工们驾驭了此前看不见的力量。旧的知识分类方式已不够用。《斯克里布纳月刊》宣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激进的新发现：它们在为知识的新分类铺路，在把积累起来的庞杂事物和一切形式的力归结为少数几条简单的概括。”人们需要的不亚于一门新科学。

托马斯·洛克伍德自豪地以“美国贝尔电话公司电工”自居，他写道：

没有哪门科学像电学这样卓然成为这个时代的科学；也没有哪门学问如此令人着迷、如此令其信徒神魂颠倒；当它与姐姐“磁学”联手创造现代奇迹时，任何活物都无法限定其表现的数量、性质与范围。

这些表现中最主要的，当然是语音的传输：“由此兴起了一个新行业，在短短五年间就铺遍整个文明世界。”它的士兵与传教士，是正在成长起来、懂技术的一代人——不只是电工，还有电话接线员、电话检查员和业余的电话爱好者。

记者们热衷于报道各种应用与发明，有些正在开发，有些只是幻想。他们传播口号与套话。电是不眠的哨兵。电消灭了时间与空间。后一句是个经久不衰的公式，被电报和电话的拥趸反复使用，无意中呼应了亚历山大·蒲柏：“诸神啊，只消消灭空间与时间，/ 就能让两个恋人幸福。”在人们靠帆船和汽船跨越距离、几千英里海面意味着消息要走几周、人人都还记得骑马送最快邮件的时候，“消灭距离”是有分量的。即便到了铁路与电报的时代，许多美国人在林肯遇刺数周之后仍以为他还是总统。

本杰明说，如今电将照亮海洋深处，照亮人体内的黑暗腔洞；它将把原子撕开再重新拼合。当时的记述者认为它的力量没有边界：

它能预报地震的临近、火山的轰鸣，或人心几乎听不见的跳动……它能让新酒带上最陈年的风味。它能敲响教堂尖顶的钟，也能敲响厨房的铃……它会在几百英里之外，用我们的声音说话。

最阴森的用途也没能浇灭他的热情：“有了把致命电流送往全城各处的电灯导线，只要把这些线分出一支接到通常的行刑地点，就能在按钮轻触之间，立刻、必然且无痛地了结死囚。”致命电流？要看光明的一面。

在这个电气时代，一切都在膨胀，规模与重要性都在增大。电话比电梯更让摩天大楼成为可行之物，把商业生活集中进巨大而密集的簇群。[2] 一切似乎都可能。一股狂热攫住了大众报刊——“发现热”。爱迪生四处奔走、接受采访，为之布道。他给自己的构想起了一些未来感十足的名字，比如“电话视镜”。（他手下一位技术员觉得好笑，回敬了一个“望远电话”。）英国讽刺杂志《笨拙》也染上了这股热病，乔治·杜穆里埃画了幅漫画，画出那台电话视镜：一部电话，壁炉上方架着巨大的屏幕。“每天傍晚睡前，爸爸和妈妈会在卧室壁炉上方架起一台电动暗箱，欣喜地看着身处对跖地的孩子们，隔着电线与他们愉快交谈。”光是这样还不够，《笨拙》又用图画取悦读者：人们穿着“爱迪生的反重力内衣”四处飘浮；它大体上把这种颠倒的现代性归咎于这位发明家：“很快就很明显了，若不采取措施压制这位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先生，现存的一切生活状况都将被彻底改变，整个世界将被翻个底朝天。”

更添兴奋的，是日历上一个里程碑正在逼近：1900年——新的世纪。H. G. 威尔斯出版了《时间机器》，鼓励人们展望“未来”。马克·吐温把他的康涅狄格佬送回亚瑟王的宫廷，这位意外穿越回去的来客在法术上胜过了梅林。这位美国佬吹嘘道：“我能摆出我的一点小魔法，就是我称之为电话的东西，他一百年也弄不明白其中的奥秘。”一百年前，十九世纪之交悄无声息地来去，几乎没引起震动；而二十世纪的到来带来了庆祝、猜想、电灯节庆，以及全国报纸上兴奋的预言。

《洛杉矶时报》在1901年元旦说：“今天我们站在二十世纪的门槛之内。谁敢预言今后一百年的进步？”

十九世纪后半叶，文明的器具增长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年复一年都难以跟上进步的脚步。一切似乎都处在过渡状态。今天的改进，明天可能就已过时……电话、留声机、发电机、空气液化、细菌学的发现、无菌外科的发展，只是十九世纪众多非凡成就中的几项。但仅这些就足以给人类的努力注入新的动力，把文明置于新的基础之上。

那种乐观、自豪与对进步的信念——没有一样能毫发无损地度过这个新世纪。人类从未对自己的集体未来如此满怀期待，但战争正在逼近——还有更糟的——它们由那些戴着光环降临的技术释放出来。

在这个惊人的节点上，文明表现出一种新的自我意识，为自身而欣喜。《科学美国人》谈到电话时写道：“发明已经完成，并且发现世界早已准备好欣然接受它。”起初它像一件令人愉快的玩具；如今它是“一套扩张最快、最复杂、最便利的通信系统，为世界前所未见”。邮政、印刷机、电报——全都黯然失色。电话承诺的“不亚于一次社会的新组织”。这家杂志宣称，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无论多么偏远，都将能与其他人通话，“从而省去无数社会与商业上的纠葛，省去无谓的往返奔波，省去失望、延误，以及那一大堆大大小小的祸害与烦扰——在现有条件下，正是它们让生活变得辛苦而难以令人满意”。

分散在地球各处的人将聚拢起来——彼此连接——从而形成一个世界大脑，专家们这样预言。电话将是它的神经系统。

[1] 《纽约时报》的书评人欢迎本杰明的这本书，认为它是当时亟需的入门读物，同时顺带讥讽了正在修建新基础设施的外来劳工：

“本杰明先生的著作一点也不难懂，我们特别推荐《电的时代》给那些人——他们自称受过良好教育，如今对这题目却一无所知，和那些在沟渠里为电线铺设地下通道的意大利人一样。”

《电气发明》，《纽约时报》，1886年10月18日。

[2]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总工程师约翰·J·卡蒂后来说，“贝尔及其继任者”——指的是他自己——“是现代商业建筑，也就是摩天大楼之父”。他说，想想有多少消息曾经过这些建筑、在其中穿行；如果这些消息都得靠人搬运，电梯永远应付不了这样的流量。转引自伊希尔·德·索拉·普尔编《电话的社会影响》（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7年），第140页。

本文节选自詹姆斯·格雷克《电话：一部新历史》，由法拉尔、斯特劳斯和吉鲁出版社出版。版权所有 © 2026 詹姆斯·格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