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转企改制的化学反应

   文文资料网   2021-06-10 00:00:00

  我们提传媒的转企改制,首先需要明确"传媒"的指涉范围。本文中的"大传媒"、"小传媒"的概念,不是指单个传媒体量的大小或级别的大小,而是指范围的大小。所谓"大传媒"就是文化产业所涉及的媒体范围。所谓的"小传媒"是指新闻媒体。"大传媒"的范围大于"小传媒","小传媒"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中国传媒改革中,"小传媒"的改革历来很谨慎。早在改革初期,决策层就确立了"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改革框架。在当时媒体背景以及中国改革大背景之下,这一改革思路是一个跨越式、革命性的制度突破。这个改革框架释放出巨大的制度能量,成就了中国媒体的持续发展,深刻改写了中国传媒形态和结构。及至上个世纪90年代末,这个制度框架的后续力量渐渐式微,中国传媒出现了新的制度瓶颈。后来,决策层和媒体业界一直寻找新的制度空间。在一些试点改革中,也取得了不少经验,但实质性的制度突破不大。突破的难点仍然是转企改制问题。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从文化产业的高度开始谋划传媒改革新思路。这就突破了原先的"小传媒"改革框架,赋予了传媒更宽广的视野。当然这一突破也使得今天的传媒改革比此前的改革显得更为复杂:改革的规模和结构更大、更复杂,难度也更大。
  
  不同的转企改制
  
  讨论中国传媒转企改制问题,不能笼统地谈如何改革。中国的传媒指涉范围很复杂,需要分开来谈。这里谈媒体转企改制,就在"大传媒"概念中把媒体分为两类:一是非新闻媒体;二是新闻媒体。讨论传媒改制,就分这两种情况来谈。
  一、非新闻媒体改制
  从近年的传媒改革来看,非新闻媒体改革力度很大。非新闻媒体是指那些内容生产不涉及新闻或者涉及较少的媒体。这些行业在近年的转企改制中,动作幅度很大。比如说,图书出版业改革动作就很密集,特别是在转企改制方面,这几年连连出招,改革力度很大。今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推出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勾勒出新闻出版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并提出了重构出版格局的五大任务:
  一是全面完成所有经营性出版单位的转制任务;二是以市场为手段,以资本为纽带,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的战略重组,开拓新的融资渠道,培育一批大型骨干出版传媒企业,打造新型市场主体和战略投资者;三是深化公益性出版单位的改革;四是进一步加快出版传播渠道建设,建设现代出版物市场体系;五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①
  这种加速度式的宏观推进,其力度和规模在出版业历史上是空前的,特别是经营性出版社改革,走在同类文化产业改革的前面。非新闻媒体改革,由于其意识形态敏感度较小,改革力度较大,这是一方面原因;再者,也与新闻出版总署清晰的改革思路以及有力推动不无关系。
  二、新闻媒体改制
  意识形态安全,是新闻媒体改革的出水线。新闻媒体的改革,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改革动作非常谨慎,改革的力度不及非新闻媒体的改革,特别是在转企改制方面,新闻媒体就不敢轻易动作。近年来,新闻媒体改革之所以小步慢行,首要的考虑是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如何突破因意识形态敏感造成的制度改革僵局决策层和媒体管理者都在探索,也找到了一些新的思路。下面针对不同类型的新闻媒体来谈新闻媒体改制问题:
  1.报纸改革:保、转、停
  报纸媒体近几年的改革动作很大。在中国,报纸媒体数量巨大,情况复杂,改革任务艰巨。目前全国有1943种报纸,分属各级党委、中央各部门、行业协会、报业集团、国有大型企业等机构主管,既有独立法人单位,又有相当一部分非独立法人编辑部。要对这些报纸媒体进行一对一的改革,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前的做法是:保一批,转一批,停一批。所谓"保一批",就是把党报作为事业单位保护起来,不进行转企改制;所谓"转一批",就是对一些经营性、非时政类新闻媒体实行转企改制;而"停一批",是指对那些效益较差、资不抵债、人才缺乏、发展难以为继,或者存在严重违规行为,或者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不愿意继续办下去的新闻出版单位,下决心停办退出一批。长期以来,报刊"只生不死",没有退出机制,是影响报刊竞争的一大痼疾。今年下半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报刊质量评估和报刊退出机制,同时逐步建立主管主办单位、从业人员的准入和退出机制。今年8月底,中国记协下属的《中华新闻报》停刊清算,成为第一家倒闭的中央级报纸。《中华新闻报》的倒闭,给正在转型期的传统新闻出版单位敲响了警钟。
  2.广电改革:制播分离新政
  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广电行业就提出了制播分离概念,并在业界有过一段热闹的试验。2000年,银汉传媒、光线传媒等一批民营制作机构开始活跃起来,他们与电视台合作,撬动了由电视台垄断生产和播出链条的局面,一些民营制作机构甚至直接承包电视台频道。由于这个动作过于超前,动作过大,很快被国家广电总局叫停。后来,把这种制播分离改革控制在电视台(集团)内部层面进行,或者对制播分离的范围进行限定,比如限定在电视剧、娱乐等有限领域。近年来,制播分离从制度创新角度看,一直在原地徘徊。
  近期制播分离重启,我们不妨称之为制播分离新政。如何看待制播分离新政呢用国家广电总局的权威表述,称之为整体制播分离,并认为这是广电行业转企改制的方向。今年8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正式批复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体制改革的方案,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第一张制播分离转企改制的"准生证"下达。广播电视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最后一块"禁地",终于有限度地敞开大门。②10月21日,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传媒集团举行揭牌仪式。上海文广一分为二。至此,上海文广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制播分离的集团。这次的制播分离新政,会不会就是此前制播分离的翻牌呢我认为不会,这次的制播分离,作为整体性制播分离,对于在自己内部制造出一个独立的企业,而且在产权明晰、治理结构、人力资源归属等核心环节,与事业体制进行较为彻底的切割。此次上海文广的改革,将频道频率管理、宣传内容编辑、播出管控、新闻节目制作等部分业务保留事业体制,隶属于上海广播电视台;将政策允许制播分离的节目制作和广告经营业务从事业体制中剥离转企,由上海广播电视台出资组建成立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方传媒集团主要业务包括节目制作和广告经营业务。东方传媒集团属台属、台控、台管的控股企业集团,其重大事项的决策权、资产配置的控制权、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宣传内容的编辑权、各类节目的审查权和播出权,都由上海电视台把握。不过,东方传媒集团将建立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在内的法人治理结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种改制方式,较此前的改制,走得更远。作为国家广电总局批复同意的首家广电传媒集团整体转企改制的试点,其转企改制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由此可以推断,广电业的转企改制,将会以整体性制播分离的方式渐次在全国铺开。
  3.新闻网站:转企先行者
  相对于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的转企改制的难度较小。原因在于:
  一是新闻网站的历史较短,它的历史包袱较小。它不像传统新闻媒体,历史长,包袱重,关系复杂。
  二是新闻网站的起点制度安排更接近于企业制度。像几大商业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等,当年起步的时候,采用的就是企业化制度。上个世纪90年代,网络媒体刚进入中国,决策者并没有把它看做与传统媒体同样重要的媒体组织,直接将它推向市场,赋予了新媒体以企业化定位。这种初始制度安排,成就了网络媒体的企业制度,确立了整个新媒体行业的制度框架。后来由传统媒体办起的新闻网站,也基本是沿着这种制度框架走的,像新华网、中青在线、人民网、千龙网等新闻网站,多是按照企业化制度运行的。因此,对于本来就是企业化体制的网络媒体而言,就不存在转企的难度问题。
  三是新闻网站,特别是商业门户网站,大多没有独立的新闻制作权,其意识形态敏感性相对较弱,这就减轻了新闻网站的事业冲动和意识形态压力,有利于企业化。因此,在中国媒体转企改制中,新闻网站的难度相对最小。
  
  转企改制面临的难题
  
  中国媒体的转企改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整个改革大局来看,转企改制是中国传媒改革的大势所趋。但是,推动这一改革,又不能一刀切,一步到位。需要分类推进,分步实施,逐步深入。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不同媒体在转企改制改革中,进度、幅度、深度存在差异,采取的改革策略也大不相同。
  非新闻媒体,改革顾虑相对较小,动作较大,有不少单位甚至一步到位地推向市场,很快就完成了转企改制。但是,非新闻媒体改革也不是一刀切地把这些媒体赶到市场完事。非新闻媒体同样存在公益性和产业性差异。出于对非新闻媒体公益性的偏好,决策者需要考虑保护一批公益性的媒体。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用事业体制把一部分公益性强的媒体直接保护起来,哪怕它效率和效益并不理想,暂时也不把它推向企业化战场。下一步的问题:一是如何让保下来的媒体在效率和效益上双赢。二是让转企的媒体活下来,做大做强。目前转企改制的核心动作只是:借助外部力量,把一个捆绑在一起的媒体集群,进行功能分割,把一个畸形的连体婴儿通过手术分解开来。但是,这一步完成后,下一步要走的是:让公益性的媒体和非公益性的媒体按照各自的制度逻辑独立行走,这方面的后续制度安排,还在待产过程中。
  新闻媒体的转企改制,存在的困难很大。相对而言,报业和广电的困难更大。表现在:
  报业领域:目前改革的思路是把时政类报刊以事业方式保护起来,把非时政类报刊推向市场,同时启动退出机制,淘汰一批报刊媒体。这一改革动作,力度空前。但后续问题仍然很多:
  一是时政类报刊仍然延续事业体制,如何保证效益和效率问题事业体制最大的弊端是激励机制不济。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很难做大、做强。现实的出路就是垄断。但这类媒体不可能像中石化、中石油那样垄断市场。中国媒体市场总体上说是执政党的天下,但在具体实践中,市场是被分割的,因此,时政报刊的市场垄断也是有限的。
  二是非时政报刊完成企业化改制后,可能解决了激励问题,但后面的问题是:这些转企后的非时政媒体在内容上就不能染指时政资源,它被局限在相对狭小的信息资源领域。媒体只能做行政允许的内容,瘸腿的媒体产业,做大做强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值得存疑。再者,转企后的媒体制度如何安排目前还不甚明朗,而这是下一步紧要的制度瓶颈。转企后的报刊媒体,其公司产权、治理结构等核心问题并没有解决。如果没有明晰的产权,就会限制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机会,投资风险也很大。
  广电领域:今年是广电制度改革的突破年,以上海文广的分身改制为标志。这一制度的突破是革命性的。上海文广的改制方案做得很细,修改40余次。可见改革者用心良苦。但是分身后的东方传媒集团如何完成制度配套改革这种配套改革的核心问题即是产权问题。毫无疑问,未来的东方传媒集团必然要在产权结构、投融资改革方面有更大的突破,这就需要有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而这方面的工作,可能才刚刚开始。再者,剥离剩下的上海电视台,作为事业体制,如何实现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的双赢,仍然是接下来必须要解决的制度问题。
  总体来看,当前的转企改制,主要是物理反应,不是化学反应。物理反应可以由外部动力推动,而化学反应必须由内生动力来维系。而内生动力的产生需要有一套内生动力机制,企业化改制为产生这种内生机制提供了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转企改制只是中国传媒改革的第一步。
  【本文为复旦大学985工程项目"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成功案例系列研究"项目成果之一】
  
  注释:
  ①辛明:《柳斌杰:我国出版与经济实力不匹配正重构格局》,《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25日
  ②明叔亮赵何娟:《上海文广突破》,《财经》,2009年10月26日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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